自己却由于种种原因与几次机会擦肩而过

2017-03-27 11:50
 
 知青,全称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特指1955-1978年中国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据相关研究资料,在中国,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1955年,从1955年到1966年间共下放近150万人,并涌现出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先进典型,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1966—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在1968到1979这12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 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全国城市居民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招生、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等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一部分人在农村成家立业,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本文记叙的,主要是笔者与老三届知青交往的点点滴滴。
 
       1968年10月,德惠三中革委会成立不久,一纸突如其来的毕业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全校1000多名毫无思想准备的初高中老三届毕业生统统赶出了校门。丰富多彩的大学、高中和中专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美好前程,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同学们甚至来不及整理一下骤然冲击所形成的迷茫思绪,便在一片麻木中分道扬镳,离开那曾经满载着我们无数美好记忆和同窗情谊的校园,融入了农村天苍苍野茫茫的广袤原野。我当天的日记里只有这样寥寥几个字:毕业,三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走到哪里去。眼前是一条模糊而又漫长的路。
 
 在留校搞了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之后,怀着一丝前途未卜的忐忑和画饼充饥式的对于未来的渺茫希望――毛泽东曾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且在我们毕业之前,老人家也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回到了家乡――吉林省德惠县三胜公社姜家大队,投入了横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贫瘠与荒凉,开始了人生旅途的第一场艰难跋涉。
 
 农村三年中,与当时的下乡知识青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8年的初冬,我们卞家屯来了十几名以长春一中高一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青年,至今记起名字的有户长王玉英,现在吉林省行政干部管理学院工作;郭树兴,1969年初参军走了;李志明,1969年年底参军,现在北京工作;宫晓昆,1970年春抽调辉南兵工厂,现在天津;马骅,1972年末抽调到“八三工程”,从基层一直做到中石油管道局副局长;李长奇,回城后在长春市宽城区科协工作;郑文义上了吉林医大,由郊区卫生院调到省卫生防疫站工作;其他还有刘文政、董经举、高文起、王忠学王中士兄弟、刘素云、肖亚华、张曦彦、陈红、王晓玲(长影名导演苏里的女儿)等。这些同学虽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却完全没有现今城里孩子所常有的骄娇二气。干起农活来,虽不熟练却非常卖力,也肯于学习,不怕脏不怕累。同村民的关系也非常融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求到头上(比如去城里看病,或买一些农村紧缺的日常生活用品等),都想方设法动用各种关系尽量予以满足。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包针、一条肥皂、二斤面起子(小苏打)都足以令受了别人一点好处就能念叨一辈子的淳朴农民感激涕零——记得当时曾流传着一则揶揄农民的顺口溜:屯老二进城,身穿趟子绒,喝汽水不知道退瓶,看电影不知道啥名,坐公交不知到哪停,看球赛不知谁输谁赢,挨一电炮不知道哪疼……虽不无丑化甚至侮辱之嫌,却形象地折射出当时农村、农民的封闭落后与蒙昧无知。但这些知青却并不因此而嘲笑他们,嫌弃他们,疏远他们,而是以满腔热忱,真心实意地去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并与他们一道,为改变农村面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彼时彼地这种未受污染的质朴与纯真,在当今世界怕是很难找到了。
 
 由于相同的命运,他们很快就接纳了我,我也很自然地融入了那个集体。除一起劳动外,另一个集体活动就是打篮球。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长,对我们的体育活动非常支持,特意安排木匠打了一副篮球架,安放在村东的场院里。劳动之余,我们就在一起打篮球,有时还到附近的生产队去比赛。身高的优势、准确的投篮,加上心有灵犀的配合,使我们这支队伍在同邻近球队的较量中,几乎是每战必胜。有一年,以我们生产队为主的姜家大队篮球队,在全公社的篮球赛中,还力克群雄,拿到了冠军。
 
 关系最好的是马骅。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机电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教员。有一年夏天,马骅邀我到他家中做客,见到了他的父亲母亲。他父亲似乎不太愿意说话,母亲则爽朗热情,一副大家闺秀的气质。家里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书,但大部分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因为爱好书法,所以有一部附有行草体汉字的日文词典引起了的我的极大兴趣,反复翻阅,爱不释手,几次鼓起勇气想借回去,但最终还是没好意思开口。劳动之余,我们一起谈理想,谈人生,谈文学,谈历史,几乎是无话不谈,唯独绝口不谈“文革”,不谈“文革”中的那些人和事。一则,曾经的那些狂热已然消退;二则,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眼见得多少风云人物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学生领袖”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从繁华火爆到风流云散,大有故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感慨。认识到左也罢,右也罢,到头来不过是做了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实在是没有意思,所以大家都极力回避,不愿触摸这个在当时涉及到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敏感话题。
 
马骅还经常从家里拿一些古今中外的书籍供我阅读,至今记起来的有《古代散文》、《被出卖了的春天》、《外科手术刀就是剑》、《猎人笔记》、《莎士比亚戏剧集》、《落魄》等,使我受益匪浅。我至今还保留着《古代散文》等书籍和他赠我的一方刻有漂亮行楷《桃花源记》的铜墨盒,铭记着他珍藏的姐夫勉励他的话语,那是写在一张16开纸上的8个遒劲的毛笔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我上学时虽然也经常参加过一些体力劳动,对有些农活还不算陌生,但一旦要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去承担起从春种到秋收的繁重劳动,便感到力不从心了。一天下来,腰酸腿疼,睡在炕上,胳膊腿都不知放到哪里好。当时最大的奢望,就是“歇气”的时候能多坐一会,再就是盼着天下雨,因为下了雨可以不出工。而当被组长分配去干一点零活时,简直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说起干农活,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四叔那张一年也洗不了几次、有时还会挂起两道清鼻涕的令人忍俊不禁的脸。四叔姓刘,当时三十五六岁,是领着我们干活的的组长(农村叫“打头的”)。人很随和,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是庄稼院里的一把好手。可就是有两样毛病。一是不定性,干起活来只顾自己闷头向前,不注意团队的整体行进。有一次铲地被后面的人追“毛”了,挥舞锄头一阵猛搂,将社员们甩得哩哩啦啦满地都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手“花搭板带冒锄”还撵不上,有的就干脆扛起锄头跟着跑。二是牌瘾大。歇气的时候,打起扑克就常常忘记了东南西北,有一天下午正玩到兴头上,抬头一看,西边的太阳只剩下了半边脸,于是“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一声令下,领着大伙打道回府。所以,我们大家都愿意跟着四叔干活,只要撺掇他打起了扑克,就可以少挨不少累。
 
 有一段时间,心情非常郁闷。眼见得朋辈青云有路,而自己却由于种种原因与几次机会擦肩而过,空有一肚子的雄心壮志却抑郁难伸,愤懑不平之气,常难隐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苍凉悲壮,曾引起我深深的共鸣。这期间曾写有一首诗,其中有“寂寞无人赏,艳丽为谁开”之句,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与朋友的书信,也常是牢骚满腹。如在寄好友的信中就说过:“我播下的是汗水和希望,收获的是失意和悲哀”......但尽管如此,却从来没有放弃对于遥远未来的追求。特别是看到身边的那些在城市里长大、娇生惯养的下乡知识青年,也同样是整天灰头土脸地和村民们一起辛苦劳作,想到此刻不知有多少贵胄子弟、豪门千金也正在同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里刨食,消除了城乡差别,泯灭了尊卑贵贱,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用嘲笑谁,谁也不用羡慕谁,心绪也就平和了许多。在孟老夫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教诲下,深信“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正是这种对于美好未来的渴望,支撑着我在生活的激流中站稳脚跟,成为奋勇前行的力量源泉。尽管前进的道路曲折艰险,但我们毕竟跨越了坎坷,走过了风雨,在付出沉重的劳作之后,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特别是获得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