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干部成了文艺作品中最廉价的嘲弄对象

2017-03-27 12:00
 
我过去读陶渊明的诗,常为那种田园风情所倾倒,曾深深地向往那种月夜下吟几句新诗,弄几声短笛的诗情画意,现在这种情境倒真的扑面而来了。每当清晨或傍晚漫步在农科院周围的玉米田,或者松林中那蜿蜒的小径上,万籁俱寂,聆听着习习微风中满地庄稼的窃窃私语,真有一种物我两忘、其乐融融的感觉。这段时间又写了一些诗,如:“地僻尘声远,心宽意自闲。网中观动静,事外品凉炎。听雨同诗瘦,闻笛伴月眠。何须寻古刹,此处即深山。”(《西郊漫步》)“宦游风雨亦堪嗟,走马曾观渭上花。此日皮囊归我有,昔年岁月属谁家?樽前岂复愁迎送,梦里无须畏倾轧。闲是闲非浑不管,春来春去总由他。”(《改白乐天<喜罢郡诗>》)从中可以看出我闲适、恬淡的心情。
 
2001年6月,长春市委组织工作组协助绿园区完善土地承包,抽了6个人,由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农办主任王健带队,开展调查,制定政策。我作为6人小组成员参加了这项工作。市区土地情况复杂,农民亦不似多数农村那样淳朴宽厚。另外,有些地方矛盾蓄积已久,而且此事牵涉到农民今后长久的切身利益,搞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走访,起草了关于绿园区城西乡土地承包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又随同主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杨国勤,市委副秘书长、农办主任王健等到武汉、杭州、绍兴、广州、沈阳、哈尔滨等地考察学习,起草了关于城区二轮土地承包的实施方案(讨论稿),为长春市城区的二轮土地承包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006年5月,被借调到长春市新农村办公室,做综合工作,历时一年又三个月。以一个“客卿”的身份参与了长春市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总体设计,在全市新农村建设的指导中直接注入了一个曾经的基层农村工作者、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于新农村的理解与期盼,为长春市新农村建设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农村、农民一直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农民、农村干部成了文艺作品中最廉价的嘲弄对象,国家政策对于已经“当家作主”的农民也一直没有给予相应的国民待遇,他们仍然是居于城里人之下的“二等公民”。2002年第4期《杂文》刊登了杨智敏先生颇似《魔鬼辞典》的《农民的定义》:
 
文人说,农民就是那种长期住在一个长有许多桃花菊花的地方每天喝着自己酿造的美酒听公鸡唱歌看夕阳西下的人。
 
商人说,农民就是那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衣衫不整最喜欢买便宜货的人。
 
学生说,农民就是那种老师叫我们用心读书以后不用做的人。
 
农民说,农民就是那种叫自己的儿子不要像自己的人。
 
我说,农民就是那种时下流行用来骂人“老土、无知、卑贱、狭隘、窝囊、没出息”等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农民就是那种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被捕后提出“愿当农民,将功赎罪”,在腐败分子眼里其职业略胜于坐牢的人;农民就是那种永远不会咀嚼离休的失落和下岗的无奈的人;农民就是那种为人衣食父母,施人恩惠最多,受人尊重最少,经常遭人忤逆的人……
 
作者用激愤的语气抨击了社会对农民的不公。我国的农民真是太好了,他们最容易满足,最能忍辱负重,古往今来皆是如此。你看,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农民都是主力军。然而,当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帮助一个又一个皇帝登上帝王的宝座以后,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在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又是难以摆脱的饥寒交迫。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了身,从根本上改变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然而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身上的重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们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承担着整个共和国的沉重负担。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们甚至饿着自己的肚子,用生命来维持着城里人的温饱。可以说,建国50多年来,他们是一直在以自己的被剥夺为代价,来维护着整个共和国的稳定。我曾买过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和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两本书,读了之后,深受震撼。书中披露的农民负担沉重的事实,对于我这个长期负责农民负担管理的农委主任来说,也是前所未闻。前几年,我曾多次到湖北、安徽考察,也参观了不少的典型。想不到在那些局部繁荣的背后,竟然还有这么多血淋淋的现实!写到这里,我又不禁为我市的农民能在一种较为轻松的负担下生产生活而庆幸,为在自己的任期内未加给农民太多的负担而庆幸。中国的农民太苦了,中国的农民太好了。谁如果不理解他们的苦衷,不为他们的博大胸怀和牺牲精神而向他们致敬,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努力改变他们的命运,甚至还要在他们的身上打主意,在他们本已不堪的重负上再去雪上加霜,那真是天理难容了。记得20年前我在组织部工作期间,曾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诫省里下派锻炼的后备干部,不要想着当“青天”。因为农村中不合理的事情触目皆是。你要想管,一是管不过来;二是一旦管了,可能就要既得罪山神,又得罪土地,弄得里外不是人,你就不是下来镀金而是要招灾惹祸了。但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还真是必须得解决,而且要首先从上头做起。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口号农业”的状况,实实在在地为农村,为农业,为农民做一点让他们高兴的事情。其实中国的农民最容易满足,也最知恩图报,你给他一点好处,他能记你一辈子。
 
生在农家,长在农村,参加工作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我的感情深处已牢牢地结下了农业情结。退下来之后,在中国长农网做了8年编辑,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项工作。我以为这是继续为农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可以利用这个阵地继续为我的父老乡亲、为广大的农民群众鼓与呼,为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鼓与呼,圆我的强农富农之梦。酿得百花成蜜后,为“农”辛苦为“农”甜,我是深深感到欣慰和自豪的。这种自豪、欣慰,并非为浮名浮利而发,乃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乡土情怀的体认,一种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深沉的情感萦系。
 
    年近八旬的原德惠县委农工部董河部长,退休后写了一本《回忆我的一生》,其中提到,要想老有所乐,安度晚年,必须做到“四有”,即有老伴,有老窝(住宅),有老底(资产或固定收入),有老友。真是总结得太好了。我这里想再加上两“有”,一是“有寄托”,可以有所为,干一点事业;纵然不能有所为,也不妨变换一下目标,求一个有所乐,看看书,写写字,钓钓鱼,上上网……,不断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总之,一定要有精神追求,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不要落伍,不要把自己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二是“有平常心”, 凡事顺其自然,“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 对得失荣辱保持一种平和淡定。这不仅对已经退休的同志至关重要,对于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在预退后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炊粱难醒梦中梦,化蝶谁识身外身”。醒梦中之梦,识身外之身,都是难事。我现在身在局外,可算是旁观者清,所以话也尽可以说得轻松。但当局诸公,好梦正酣,亦如自己当年身在局中一样,不知要迷到何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