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自省

2017-03-27 12:57
 
 
为什么学大寨运动最终未能成为农业发展的突破口?据统计资料,学大寨的1976年,德惠县粮食总产为8.4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3元;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第一年——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8亿斤,比1976年翻了一番,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921元,是1976年的11倍;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2008年,粮食总产已经达到了38.6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5450元,分别是1976年的4.6倍和65.7倍。同是一块天,同是一块地,为什么当时却打不出这么多的粮,农民也不像现在这样富裕?三十年家庭承包经营的成功实践证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就中国国情而言,包产到户无疑更适合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假如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的包产到户试验不在1957年受到严厉批判,假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推行的“责任田”当时能够被正确认识并加以有效地引导,则中国农业的发展似应比现在更好更快。
 
为什么标榜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各级官员在很多问题上常常与老百姓顶牛?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怎样把干部的意志真正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呢?大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农民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要把农民欢迎不欢迎、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干部的意志必须真正符合群众的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记得在公社工作期间,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掰开嘴巴抹蜜”,意思是说,在群众没有品尝到蜂蜜的甜味时,不妨使用一点强制的手段,等他尝到甜味后,就会自己张开嘴巴来要了。但实践证明这种理论往往行不通,在干群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农民即使面对美味佳肴也不会轻易张开嘴巴的。你采取强制手段去推行,往往事与愿违,出现意想不到的负效应。可大大小小的干部们为什么还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对领导负责还是对群众负责的问题,是一个为群众还是为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有多少干部是真为群众不为自己的呢?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侮。你可以禁锢人们的思想,箝制人们的嘴巴,甚至强迫他们去干那些他们并不情愿的事情,然而你却无法强制他们使出所有的力气。以群众路线作为自己制胜法宝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有不少人在依靠人民群众赢得了胜利之后,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他们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仍然幻想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还没有走出“农业学大寨”时代的阴影。须知现在的农民已不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社社员了,你还拿指挥公社社员的办法去指挥他们,他们难道会买你的账吗?
 
为什么干部们一心想着为老百姓造福,却常常事与愿违?
 
现在的农村,要开展什么工作,干部们往往是一脸的无奈。许多看起来很好的事常常不好办,有时候甚至招来怨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人说是因为农民的素质低,一盘散沙,斤斤计较,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你给他办了千件万件好事他不说感激你,可一旦你办砸了一件事情,他就会跳到你的“后鞦子”上不下来,跟你没完没了。应该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我在基层工作时也遇到过。但这绝不是主流,农民的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现在干部们觉得农村的事情难办,甚至好事不好办,一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干部没有和农民想到一块去。比如个别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盲目大拆大建,集中搞农民公寓等,从长远看可能是件好事。但是超越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眼下还没有能力拿出那么多的钱去住楼房。不是不想住,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干部们一厢情愿,拿一些可能并不一定是好事的事情让群众去干。比如农村中的改水改厕,厕所一律修到路边,一律的红墙白瓦蓝门,有的还要镶上瓷砖,领导者们称之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百姓们则因其远离房舍,尤其是雨雪天使用很不方便,往往又在房前屋后另建第二厕所,路边的厕所真的成了供领导观赏的风景。再如结构调整中一些脱离实际的项目,不做充分的市场调查就盲目推行,听话的农民稀里糊涂吃了亏,你说他怨不怨你?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能不留个心眼吗?汉代政治家贾谊曰:“天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我们的乡村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都应当从贾谊的精辟之论中受到启迪,明确自己的职能如何定位,该管什么,怎么管,不该管什么,不要再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历经坎坷,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亦与日俱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农业学大寨中发生的这些事,在生活于今天的年轻一代看来,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他们一定会诧异于当时的我们,何以那样无知,那样偏激,那样狂热。然而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这种种荒唐可笑却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这就是历史。有些事情,我们虽然不是始作俑者,但毕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这些,我们只能忏悔,只能为自己的无知与盲从深深地忏悔,不能推诿,更不能回避。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为当时的所作所为而原谅自己,也无法弥补在极左路线下自己的错误言行给农民们带来的伤害。当然,与政坛十年暌违,几近桃花源中人,我的这些反思与自省,今天看来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如果能对后来者有所裨益,不再去重复我们曾经的悲剧,那么我的这些从心底流出的文字,除了自我的心灵净化之外,也许便或多或少地具备了些许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