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经验

2017-03-27 12:55
 
 
从1975年秋天到1977年末,我一直与我中学的同窗挚友张凤文一起,在乐园一队蹲点。与当时所有的包队干部一样,除根据农时季节组织春种秋收之外,就是按照公社党委的统一部署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而1976年,则是“大批”最激烈而“大干”最艰难的一年。而我们对于当时极左路线下上级的一些错误决定,执行得也非常坚决。现在回想起来,印象较深的主要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公社规定,不种完集体的大田不许种园田(自留地),我们就坚决照办,把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辛辛苦苦夹起来的“障子”(因当时社员生活普遍困难,各家各户基本上没有院墙,都是用高粱秸或玉米秸夹成“障子”以防畜禽祸害园中的庄稼)连根拔掉。同时,因这里有种菜籽的传统(农民除集体生产之外的主要收入来源),规定每户最多只能种50棵菜栽子,超过的就要拔掉。一次检查时,发现老冷头家多栽了不少。在我们下令拔掉的时候,70多岁的老人竟然当众下跪,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反思所作所为,心情很是沉重。
 
二是在地头摆粪缸。1976年夏天,县里在乐园一队召开夏锄生产现场会。也不知是谁突发奇想,把各家各户渍酸菜的大缸装上大粪汤,一口接一口地摆在玉米地头上,100多口大缸,离离拉拉地摆出去好几里地,还在缸上用白灰刷上“大批促大干,建设大寨县”之类的大字标语,看上去很有气势。现场会那天,几十辆吉普车、卡车拉着县乡村三级干部前来参观。县领导十分满意,大会小会表扬;社队干部出尽了风头,当时主持公社日常工作的二把手不久便扶了正,三胜公社当年被评为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老百姓却敢怒不敢言,这装过大粪的缸到秋天还怎么渍酸菜?
 
三是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和唯生产力论,学习大寨“自报公议,评工计分”的做法,把政治表现作为评分的重要标准,开会不去要扣分,言行不当要开路线分析会,能说会道的占便宜,埋头苦干不善表白的往往评不上高分。同工不同酬,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四是学习小靳庄和赶社会主义大集。所谓学习小靳庄,就是推广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抓的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经验,男女老少编顺口溜,唱样板戏;而社会主义大集,则是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等在哈尔套公社一手泡制的典型。197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称哈尔套大集“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是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措施,也是教育农民,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实际步骤,”“为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提供了新鲜经验”,使这种极左的做法流毒全国。印象中当时三胜公社只搞了一次,在指定的日子里,组织全公社的社员群众,由大队干部带领,张家大哥赶着李家的生猪,李家大嫂挑着左邻右舍的鸡蛋,还有家禽、黄烟等农副产品,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赶到公社所在地,把产品卖给供销社。由于好多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农副产品极度匮乏,只好把各家的东西凑到一起,由一些“根红苗壮”的社员代表到供销社出售。原生态的自由贸易变成了戏剧化的政治表演。这种把过去可以自由交易的农副产品全部转归供销社经营,取消党的政策允许的农村集市贸易的极左做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发展正当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加之组织工作难度太大,公社领导和基层干部都不太热心,不久也便自生自灭了。